編者按：
《學習時報》是中共中央黨校主辦，面向全國、服務全黨的報紙，在讀者中影響深遠，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案頭參考，各級黨政機關必讀的政治報刊。這一期《學習時報》采訪建藝集團劉海云董事長關于“培育企業家精神、激發市場活力”的看法，劉海云董事長回答記者提問時著重提出：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評價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，激發了企業家的愛國情懷，以為國家創造更大的價值為己任，自覺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！

《學習時報》原文版面

習近平總書記強調：“我們全面深化改革，就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。市場活力來自于人，特別是來自于企業家，來自于企業家精神。”企業家精神的核心特質是什么？為什么要強調企業家精神的培育？又該從何處著手培育企業家精神？為此，我們特邀請相關部門負責人、專家、企業負責人就此話題展開三方會談。
——編者

1.學習時報：2017年4月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四次會議通過的《關于進一步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的意見》強調，“企業家是經濟活動的重要主體，要深度挖掘優秀企業家精神特質和典型案例，弘揚企業家精神”。企業家精神的核心特質是什么？

常修澤：談企業家精神首先需要界定企業家。“企業家”一詞源于法文，原意帶有冒險家的意思。在英語中，企業家一詞entrepreneur意指創建企業并擔任經營管理職責的指揮者。但要注意的是，一般的企業經理并不能稱之為企業家，我在1994年出版的《現代企業創新論》一書中說過，“只有那些有創新思想并有創新業績的企業經理才能稱得上企業家”。

經過20多年的探索，我的認識有所深化。近年來，我從人的發展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，嘗試著把熊彼特“創新”標準的基本內核，與包括中華文化價值在內的人類文明的“情操”以及亞當?斯密“道德情操論+經濟人”的經典理論結合起來，重新界定企業家的特質。在今年發表的《企業家階層新論》中，我提出了企業家的三條特征。

一是“創新”。這是最基本的且無爭議的特質定位。企業家作為“新的技術力量的產物”，應成為新技術發展的創新力量。有創新則有企業家，無創新則無企業家，這是大家公認的。

二是具備一定的“情操”。早在2500多年前，中國先哲就提出了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及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等一整套道德價值準則，不少商家把“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”作為經商的信條。當前，某些企業家創辦企業，其目標未必是單純為了獲得巨額回報，而是要解決社會的某一具體問題，基于物質而超越物質層面，這就是我們講的人文關懷與獨立自由精神。企業家如果不具備人文關懷與獨立自由精神，就很難發現社會中存在的問題，也很難“創新”解決。強調企業家的人文關懷特別是“情操”問題，有助于使企業家群體樹立正確的義利觀、誠信觀、價值觀，協調企業家群體與其他社會群體的關系。

三是“復合經濟人”。“經濟人”概念是亞當?斯密提出的。今天在給企業家定義時，我想加上“復合”二字，“復合”是何意？就是實現“利己”與“利他”的統一。企業家作為經濟組織的指揮者，畢竟不完全是慈善家，不能否定其經濟利益，但要把“利己”與“利他”兩點統一起來，是“復合”型的。

“創新”“情操”“復合經濟人”，將這三者融合起來看，企業家的形象就立體化了，其精神特質也就顯現出來了，也更具有新時代的特質。

劉志彪：企業家精神的核心特征有二：一是能夠發現機會；二是能夠及時果斷地把這些機會商業化地利用。這些特征的外在表現，就是企業家精神具有熊彼特講的“破壞性”或“毀滅性”創新的特性，它是決定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要素。

劉海云：關于企業家精神，我認為主要有三個關鍵詞。
首先是“創新”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，其節奏明顯加快，這個時候，如果固守傳統、抱殘守缺，就會為市場所拋棄，諾基亞、柯達等輝煌不再即是典型的例子。只有通過不斷地創新、不斷地突破企業原有的增長方式才能站穩腳跟，也才能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價值。
其次是“堅持”。做企業是一項長期不懈的工作，要經受市場激烈的競爭，把企業做大做強，可能要堅持10年、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，因而必須具備足夠的耐心和堅守的精神。
再次是“社會責任”。除了“創新”與“堅持”，更為重要的是“社會責任”。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評價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，激發了企業家的愛國情懷，以為國家創造更大的價值為己任，自覺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。我認為，這是企業家精神的核心特質。

2.學習時報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：“我們全面深化改革，就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。市場活力來自于人，特別是來自于企業家，來自于企業家精神。”能否請您談談當前我們為什么要強調培育壯大企業家隊伍、進一步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？
常修澤：請注意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句話：“特別是來自于企業家，來自于企業家精神”。這句話很重要，但現在宣傳不夠，社會上很多人不知道。之所以要培育壯大企業家隊伍及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，我認為，是由企業家在改革、開放與創新發展中所擔負的重要使命決定的。具體地說，主要有三點。
一則，他們擔負著深化企業改革，特別是深入推進結構性改革的“領先者”使命。結構性改革的實質在于用市場化來激活資本、土地、勞動力、技術和管理五大要素，而管理要素的載體就是千千萬萬個企業家。如果不能有效地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，深化改革特別是結構性改革，就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。
二則，他們擔負著新一波對外開放浪潮中的“開拓者”使命。當前，對外開放不僅是引進來，而且要走出去，要落實“一帶一路”倡議等。走出去的主體主要不是政府，而是企業。因此，我們尤其要強調企業家精神的培育，以發揮其參與國際合作的引領作用。
三則，他們擔負著中國經濟創新的“主力艦”使命。與發達國家相比，我國在創新方面任重而道遠。企業家作為從經濟內部對包括制度、技術、市場、管理等一整套體系發起攻勢并進行創新的“指揮者”，擔負著不可替代的引領創新的特殊使命。
從改革、開放與創新發展中所擔負的重要使命看，企業家是我們國家稀缺的資源，也是寶貴的資源。
劉志彪：一是從經濟理論上講，企業家的創業創新能力，表明其是直接創造財富的主體，我們國家要擺脫中等收入陷阱，就需要創新和財富充分地涌流，這當然要大力培育、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的創業創新精神；二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看，習近平總書記講要發揮“關鍵少數”的作用，這里的“關鍵少數”其實就是三支隊伍的建設，即干部隊伍、科技人員隊伍、企業家隊伍。其中，企業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舞臺的主角，是我們這個工商時代的英雄；三是從實踐上看，仍然存在著一些不關心愛護企業家與侵犯企業家利益、財產甚至個人安全的不良現象，影響了企業家的預期和積極性。這些問題不克服、不解決，就會影響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。
劉海云：近年來，振興實體經濟越來越受到國家的重視，脫“虛”轉“實”成為新的發展方向。國家層面在關鍵時刻提出發揮企業家作用和弘揚企業家精神，我認為是抓到了問題的根本。
經濟是社會發展過程中最活躍的因素，而企業家則是經濟發展中最活躍的人力資本。近年來，我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，發展趨勢向好。但也有一個突出問題值得關注，即經濟脫“實”向“虛”。為此，2017年的《政府工作報告》明確提出，要“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轉型升級”。作為企業發展的“舵手”，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必將帶動一個企業、一個行業的發展，實體經濟的振興也必然要靠一批優秀企業家的引導。因此，培育壯大企業家隊伍、進一步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事關實體經濟發展的大局，需從戰略的高度來理解。

3.學習時報：當前，“企業家是一種特別稀缺的社會資源”已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。導致這一現狀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？
常修澤：近年來，企業家精神不振的問題開始為多方所關注，這一問題主要表現在企業家群體對未來的預期不樂觀及信心不足上。
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問題也很復雜，但可以理出幾條頭緒來。一是社會對企業家群體不夠尊重。二是產權保護不到位，企業家群體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。三是“一碗水沒有端平”，主要表現在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家的保護上。四是政商關系和內部關系尚未理順。政商關系是企業家群體遇到的最為棘手的關系，既存在“關系不清”的問題，也存在政府對企業家“感情不親”、服務不到位的問題。同時，在國有企業經理人員的選擇和配置上，受傳統“官本位”體制的影響，“錯把經理當官員”，尚未形成企業家市場選擇和配置機制。五是缺乏社會容錯與自我糾錯的機制。一方面，整個社會尚缺乏一種激勵企業家干事創業的氛圍，尤其是對企業家在先行先試和企業創新中的錯誤和失敗缺乏“容錯機制”。另一方面，企業家的自身素質也有待提高，一些企業還存在違規違法的問題。
劉志彪：一是企業家作為一種發展資源，作為創新和創業的具體實踐者，本身就是稀缺的。如果這個資源不稀缺，那哪個國家都可以成為高收入富裕國家了。二是現實中，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，有一種鼓勵人們通過讀書做官、鄙視經商的不良傾向，這會阻礙中國現代化的進程，也是導致中國企業家生存發展環境不夠優化、中國缺少真正企業家的重要因素。三是實踐中，一些企業家的特征呈現為“貧困主導型”，即在貧困時追求創業賺錢，賺了錢之后富裕了，就不思進取，從而導致企業家精神退化，這也會影響國家實現長期的、穩定的經濟增長。
劉海云：首先，在當前條件下，經濟社會等各領域的發展加快，從而對優秀企業家的需求加大，使企業家在質量和數量上跟不上市場發展的需求，導致供不應求。
其次，有利于企業家精神發揮的環境條件還不足。企業家成長的環境條件至關重要，環境條件包括體制、股權等等，這是制約企業家成長的重要部分。
其三，企業家人才的培養方式滯后。當前，企業家在來源上主要靠高等院校培養和企業培養，但一方面，高等院校培養的人才很多都達不到企業的要求，主要是由于院校培養模式中缺少實踐，與實踐脫離，得不到企業的重視。另一方面，企業培養的人才缺乏應有的理論知識，過分重經驗輕理論的現象比較嚴重，導致有一部分經理人看不懂企業資產負債表，沒有掌握專業知識就盲目進入金融、高科技、互聯網等行業，不利于企業的長期健康發展。

4.學習時報：企業家精神的培育是一項長期工程，非一朝一夕即可達成。您認為，我們當務之急需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？
常修澤：我認為當務之急是保護企業家的“環境再造”，具體來說，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內容。
第一，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尊重企業家的有利氛圍。我在1994年出版的《現代企業創新論》中提出了9個字：“正其名”“復其位”“厚其薪”。20多年過去，應有新的追求：“正其名”，應肯定企業家是當代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性群體之一。“復其位”，應設立全國性的企業家維權服務平臺，以保護其在企業生產經營決策方面的權利。“厚其薪”，“薪”不單是薪酬，而是指資產和更大范圍的財富問題，應建立使企業家專心創造財富、安心享有財富、隨心支配財富和放心傳承財富的機制。
第二，切實保護企業家的產權和其他合法權益，營造依法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的法制環境。“產權”要從廣義的意義上來理解，不僅包括傳統的物權、債權、股權等，還包括與企業家密切相關的知識產權以及各種“人力資本產權”等。從目前的產權保護實踐來看，雖然這一點受到廣泛關注，但仍然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，必須真刀實槍地實行產權保護。此外，還必須清理各類涉企收費、攤派事項和各類達標評比，從源頭上治理亂收費、亂攤派、亂評比等現象。
第三，以“權利平等、機會平等、規則平等”為核心，為各類企業家創造公平參與競爭的市場環境，并完善相關的法制保障。
第四，塑造新型的政商關系，在強調“親”“清”的同時政府還應做到“服”“扶”。所謂“服”，主要針對某些政府干涉過多的問題，建議以市場主體需求為導向，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改革，優化服務并落到實處。所謂“扶”，就是要健全涉企政策制定的企業家參與機制，完善涉企政策和信息公開機制，建立各級黨政機關負責人及相關部門聯系企業制度。此外，還需采取一套完整的支持企業家創新的政策舉措，即從完善對企業家的服務出發，強化實在的、管用的支持政策體系。
第五，建立社會容錯和企業家自我糾錯的機制，從內外兩個方面促進企業家精神的培育和保護。從社會角度講，創新是企業家精神的一大要義，在先行先試和企業創新尤其在企業制度創新過程中，出現失誤和失敗是難免的，對不涉及違規決策、沒有不當利益輸送、按照有關規定可以容錯的，應予以寬容，從而為企業家精神的培育提供良好的社會氛圍。從自身角度講，“社會越容錯，自己越應自覺”，企業家應加強自身修煉，特別是仁義、誠信、家國情懷等品質的修養和鍛煉。須知，企業家在品質方面出現問題，不僅影響自己形象，而且影響企業和社會。
劉志彪：企業家精神的培育與良好營商環境之間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系。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的歷史，既是企業家精神的形成、釋放和發揮作用的歷史，也是法治化的營商環境不斷改善和優化的進程，否則中國經濟不可能維持30多年的持續穩定增長。現在，企業家精神的培育之所以不盡如人意，主要是營商環境出了問題，在法治機制嵌入市場運行的方面，一些問題還比較嚴重。為此，必須在改善和優化法治化的市場營商環境上下功夫。
第一，實現產權保護制度的法治化。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已經頒布了《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》，提出要抓緊編纂民法典，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。現在講保護和鼓勵企業家精神，其實不如講穩定其政策預期，穩預期其實就是要穩政策，穩政策更需要穩法律法規，穩市場營商環境。
第二，要由產業政策管理轉向競爭政策或反壟斷法，并以此來規范市場秩序和行為。改革開放近40年來，我國面臨的發展問題已經不是沒有市場競爭，也不是沒有市場自由，更不是沒有發展競爭，而是缺少“平等競爭”，缺少自由競爭的公平環境和條件。因此，建設法治化的市場營商環境，首先必須推進經濟從“發展競爭”，轉向“平等競爭”，確立橫向的競爭政策在整個政策體系中的優先地位，明確競爭政策或反壟斷法是市場經濟的根本大法。這是我國在新常態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和體現。
第三，宏觀經濟政策法治化。宏觀政策是政府調控市場的手段，它將形成企業主要的市場營商環境。與市場會存在失誤一樣，宏觀調控政策也會產生失誤。為防止宏觀調控政策出現隨意性、盲目性和不協調性等問題，需要把政府的宏觀調控納入法治化的軌道，主要包括：一是依法劃清宏觀調控的范圍，防止隨意擴大調控領域；二是要界定宏觀調控職權，實行權力清單、責任清單、投資清單、財力清單管理，并把其逐步公開化；三是要規范宏觀調控行為，明確宏觀調控方法，防止隨意性、盲目性；四是要強化宏觀調控部門的協調性，明確宏觀調控責任。如金融宏觀調控，直接關系到國家金融安全，關系到避免出現大規模、系統性金融危機，需加強央行、證監會、銀監會、保監會這“一行三會”之間的協調性和配合性。
劉海云：培育企業家精神，首先必須保障企業家的基本權益。應努力營造尊重和保護優秀企業家的社會氛圍，提高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待遇，以新視角看待企業家。同時，要在各級人大、政協中增加企業家代表委員的比重，提供企業向政府建言獻策的平臺。